大连化物所  宋宝华 

　　65年前我来到了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的前身——东北科学研究所，投身于新中国的科学研究工作，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不断发展，我所的科技人员总是急国家之所急，发挥团队精神，奋力协作，做出了很多科研成果。尤其是最近五年来在党的十八大方针政策指导下，随着国家加速改革开放的步伐，我所的科研工作更是有了突飞猛进的成就。作为一名离休老党员为有幸亲历了我所的发展过程而倍感高兴和自豪。 

　　看着当今我所日益扩大的规模和累累的成果，真是一派灿烂辉煌。回想起65年前的情况，与之相比可谓天壤之别，那时只有129街那一小块地，是日伪时期的“满铁研究所”。新中国政府接收时没有留下对我们很有用的仪器设备。我来所时看到的大部分实验室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玻璃器皿装置，还有一些日伪留下的电工仪表以及几台光学显微镜和Abbe折光计。用于数据计算的工具则是计算尺和手摇机械式计算机。当时我国工业非常落后，科研需用物资非常匮乏，而且因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几乎所有器材都要在一年前向国家主管部门提出计划清单，例如最普通的硬质玻璃管也必须列入清单。总之，不像现今市场那样物资极大丰富，随时随地都能订购到所需的器材。 

　　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但如上所述，当时要解决利于科学实验的“器”是相当不容易的。但是在热爱新中国、热爱党的老一辈科技人员面前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他们在党的“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号召下创造了不少奇迹。例如，张大煜老所长和臧璟龄同志的“催化机理研究”课题组所用的主要实验装置就是由玻璃细工吹制的一套玻璃装置。那时我所聘请来一位技术高超的吹制玻璃仪器的大工匠——刘兴信师傅，只要研究人员画出草图，他就能吹制出符合要求的玻璃装置出来。我所还有一个金工厂，厂里有机械设计师，还有车、钳、铣和铆等金属加工工人，其中也有大工匠。上述催化机理研究的实验装置中有一个主要器件——石英弹簧称，就是由机械设计师设计出一套可边拉石英丝边绕弹簧的机器来配合玻璃工使得最终制造出质量达到国外实验室先进水平的石英弹簧称来，可以说是一个技术创造过程啊！在自力更生制造实验装置方面，玻璃细工还为各实验室吹制了一批普遍需用的Orsat气体分析仪，数量达五六十套。后来又紧跟国际先进分析技术于1958年在卢佩章院士的指导下吹制出柱式气相色谱装置来，再后来我所又做出了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毛细管液相色谱仪。例如，液相色谱仪的主要部件——螺旋型毛细管色谱柱的拉制无法用手工制造，也不能从国外买到，要有机械设计师的配合，让他们充分领会了研究人员的需求后，经反复多次设计才试制出合乎要求的达到国际水平的毛细管色谱柱。 

　　除了上述玻璃细工外，我所还有一支机械加工队伍也配合实验工作，为研究人员提供了实验装置，他们的贡献也是很卓越的。例如，在高压加氢制取航空煤油以及中压水煤气合成燃油等项目中需要用到中、高压的气体压缩机，当时只有德国能制造，而我所仅有几台日伪留下的旧压缩机，当然不能满足需求。我所领导像聘请科学家一样从抚顺请到了一位有经验的大工匠——陈德余师傅，他与设计师配合最终制造出国产的高压气体压缩机。 

　　    回忆当年，我所幸亏有一支多工种的技术加工队伍，才使科学家们能较顺利地开展研究工作。例如，我曾参与工作过的中压流化床水煤气合成燃料课题，是由张存浩院士领头的。当时只有几篇外国文献做参考，我所的机械设计师就根据文献中提到的反应温度、压力以及流量等数据，硬是设计出了一整套耐中压的实验装置来。那可不是用玻璃管能吹制出来的，完全是用厚壁无缝钢管由工匠们加工而成。还有一些配套的中压压缩机和转鼓式流量计也都是我所自行制造的，现成的仪器只有日伪留下的毫伏测温计用于检测热电偶的传感讯号。综上所述可见当时搞研究工作是何等困难重重，如果没有老一辈科学家们的能一切服从国家需要、发扬自力更生精神及各方面人才迎难而上通力协作的精神是很难完成任务的。 

　　到了1957年，随着国民经济的较快发展，我国的科研单位越来越需要先进的仪器设备、精密元器件和特种原材料。党和国家领导为此设法在同我国建交的仅有的西欧两个资本主义国家——瑞士和法国秘密地开辟了贸易渠道，照顾中国科学院可以派两人参加驻瑞士商务参赞处的外贸工作，我有幸被选派前往瑞士。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通过直接与西欧多国的接触，参观了一些与科学仪器制造有关的工厂，获得了很多有价值的信息。除了科学仪器方面所获得的知识，令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企业家对大工匠的重视。例如，在一家制造精密机床的工厂里，在钳工车间我看到有一位白发苍苍的老工人，我好奇地问厂长这位老师傅是干什么工作的，那厂长不无自豪地回答说：“他是机床平台的刮削工，平台的平整度只能靠人工找平，因此技术精湛有丰富经验的老师傅就成了宝贝，所以他的薪资比领导还高”。我听了深有体会。还有一次在参观一家仪器制造厂时，厂长为证明其仪器的先进性，特地带我们参观了该厂的新产品研发中心。那里工作的都是一些年龄较大的技术人员，他们根据已售出产品的用户反馈意见及对比同行们的产品优点在研制新一代的产品。这种不断开发技术人员潜力的做法也值得我们学习。 

　　在瑞士从事外贸工作的过程中，还了解到当时我国的外汇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啊！那时我国出口货物中农产品所占比例较大，且价格很便宜，当时山东老百姓当作粮食的地瓜干，外国人买去是喂牲口的，一公斤只能卖几分钱，一火车皮的地瓜干还换不来一台精密机床或仪器。还有我们大连市出口的国光苹果卖的比我们市场上价格低，而且买家还很挑剔，每个苹果都要用一定口径的圆环量一下，凡能通过圆环的都要剔出来。事实教育了我，使我深感国家外汇之艰难，不能任意浪费。 

　 1978年党中央拨乱反正，为加快促进国民经济发展，弥补受“文革”十年被耽误的损失，首先考虑到科学技术的发展。因此科学的春天遂降临到祖国大地。谚曰：“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国务院决定拨巨款为承担重大任务的研究所进口一批先进的仪器设备。我被借调到中国科学院计划局参加有关工作，为我所各重点实验室争取配置了一批进口的先进仪器设备。当时国家经济还很落后，百废待举，要用钱的地方很多，而国库储备却很少，所以用外汇去买一些昂贵的仪器设备是非常难得，弥足珍贵的。